首先，传统哲学里占大宗的本体论，早先经过康德批判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的洗礼再经20世纪上半，逻辑实证论（logical positivism）和分析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联袂围攻，殆繁华尽褪。

⑩指出君臣之间不过是买卖、交易、互相算计的关系。古代善于治理者，非但不希望人民成为智者贤者，反而要愚之。

再如《文子·微明》按照五行的规律，把天下之人总括为二十五类，不仅涵盖了各种等级，同时也涵盖了各种需求。这样就不至于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了。(35) 我们可以相信，能够成为帝之师、王之友的，正是这一类天道的代言人。(18) 这是说天下之人都自以为是，各执一见，但他们其实不该不遍，并无把握全局的思维和目光，无法从整体上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只是一曲之士而已。因为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各种导致物欲放纵和天性泯灭的奇巧之物，各种自以为是的道德说教，各种满足争竞之心的智谋之术，都是激化社会矛盾的祸根。

见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第353页。社会之所以一步步走向混乱而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拯救，是由万物的本性所决定的。孔门之教，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当前经学研究的复兴，紧承先前的国学热和读经讨论而来，均为传统文化回归之表现。而当前经学研究的兴起，正昭示着纯学术化研究的经学将要面临进一步的转型。这体现出，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在回归原典、回归经典。比如宋元明清可以视为以《四书》为核心经典的时代，五经的地位相对来说就降低了。

只有重新回到经典，才能在根本上疏通新的经济之学，这是新经学的应有之义。经学不再仅仅是限于书斋中的学院化的学术研究，而是呈现出走出书斋、积极淑世的面貌。

经学，极重要的一点在于对经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二、表征：客观化的纯学术研究还是重回道统？ 纵观世纪之交中国大陆地区的经学研究，其复兴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经学的魅力俘获了年轻一辈的芳心。对于经在一定程度上的尊信和崇奉，是经学得以安立的前提。

在历史上，经学的意义本就在于其实践价值和实践指向。而认为中国进入后经学时代的一个主要论据是，当今是理性化时代，经过启蒙的洗礼，尊经崇圣的经学思维已不再可能。在中西比较的过程中，中学自我认识的需求也逐渐增强，而清晰明确的文化身份意识绝不可能以西方为是，反客为主。三个方面可以说分别对应政治治理、伦理教化、个体道德。

此皆未得其实，是生活在现代的今人一种想当然的看法。而且，在重新附加新的价值于经学时，仍然无法回避对于西方价值的回应。

正因为欲发挥经学的现实价值意义，所以才以史为鉴、关注其在历史上与现实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所以才积极地发掘儒学中的政治哲学内容，所以才不再措意于以性命义理之言为主的现代新儒学。不难预见的是，经学研究的复兴必将带来深远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学术层面，更是在实践价值层面。

因此，回避经学的致用价值，而单以其为客观纯学术研究的对象，这是偏颇的。从这个角度讲，因为要从传统经学中抽绎出普适性价值便完全拒斥西方价值的做法定然是行不通的。这是经学复兴的内在动力，也是最终目的。第五，礼学研究与实践的兴起。在历史上，讲学是儒学传播的主要方式，而书院则是讲学活动展开的主要场所，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即以私人身份授徒讲学，到宋代理学家以书院讲学为主要形式，再到明代阳明士人则无处不可讲学。对三《礼》之学进行研究者，主要在社会学系、宗教学系和法学系，前二者从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后者则主要是将西方的法与中国古代的礼进行比较研究。

大陆地区民间书院的遍地开花，一方面为经学研究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也直接为经学之社会教化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媒介。与此同时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大批本来出身西学的研究者转向中学，致力于对古代经典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呈现出出入西学，返归六经的倾向。

但是我们又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正如民国时期的经学论争所显示出的，真正对经学怀抱热忱的经学研究者也正是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者。现代新儒学的衰退实则是经学、儒学将要转型的重大风向标。

自此之后，全国已经有数十个类似的国学院、儒学院、经学研究中心等成立。第六，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

但有学者指出，这种看法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是错误的，并认为由经典和经典诠释所构成的传统经学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经学的研究形态开始转向学术层面。求经学史之真是为了更好地求经学价值之善和经学之用。经学在21世纪初的复兴，可以说正是在补偏救弊，有其内在必然性。冯友兰将中国传统学术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个阶段，陈少明教授接着冯氏之论谓： 如果冯氏的这个概括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康有为之后，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言，中国就进入了后经学时代。

在中国学术经历了近代转型后，传统经学被按照西学分科而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如音韵学、训诂学等进入中文系，义理之学进入哲学系，经学史进入历史系。书院的设立之于复兴师道当有大力存焉。

但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增强，并不代表文化的繁荣，更不能直接与合理的生活方式、良善的民族文化精神画等号。在历史上，经典系统的变更意味着儒学范式的重大转换。

而且，在关注经典的当代价值意义时，研究者从起初的以西解中回到了以中国解释中国。我们知道，宋元明清时代，《朱子家礼》影响广泛，主要就是在冠、昏、丧、祭四礼方面。

但是，事实上思维的理性化并不妨碍以经典为依归，理性也要有安居之乡。这种以经学为博硕士论文选题的现象在20世纪的后二十年都是极少见的，即使有也主要是出现在历史系。当前经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四礼方面的研究和礼仪制度的实践，这是儒学进一步参与社会层面制度建设的基础。比如湖南岳麓书院姜广辉教授主持的中国经学史项目，北京大学儒藏研究中心已故汤一介先生主持的中国经学史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张立文先生主持的中国经学史项目。

价值层面与学术层面的重新结合，必然是经学研究复兴的最终指向和路径，舍此别无旁径。第二，各种经学史和经学研究著作的出版。

此制度性资源，不仅仅包括政治层面的制度和理念，亦包含了教化层面。但也应看到，正是在分科体制下，经学研究中吸收了西方学术中的优秀成分，研究理念得到了更新，引进了新的知识体系，传统经学中的问题在相对孤立的对象化研究中得到了深化，扩大了知识的范围，为经学、经典研究建立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严格说来，如何实现由旧经学转进至新经学，并不单纯是人为的理论构建问题，还须遵守经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学术之积累与范式之转换并非一朝一夕可致，何况在经历了长时期的传统湮没无闻、经学万籁俱寂，创建新经学，进入新经学时代更是不能操之过急。第七，回归道统的声音与经典的重新定位。